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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的博客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日志

 
 

居庙堂之高  

2014-11-06 07:53: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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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庙堂之高

 

   少年时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为其飞扬的文采所折服,更为其所倡言的士大夫的理想人格而激动,所以阅读三过,即已成诵。整日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挂在嘴边,不谙世事的乡野少年即俨然成了忧国忧民之士,其幼稚憨傻之态,可笑复可悯矣!后来,读史阅世,身心俱老,方知文章只可当文章去读,有些话是大可不必当真的。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翻遍二十四史,没见有人能践行之。这就好比宗教所许诺的天国和净土,我等生人是难以企及的。凡事反求诸己,大抵可明白八九。我不是士大夫,但我也算“处江湖之远”的人,对于君主的休戚安危,我就从来没有“忧”过,一是距离太过遥远,忧而无用;二是也轮不到我去“忧”,因为我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大人所忧之民(或曰民之一员),我等细民,自己尚被大人所忧,又何遑去“忧”大人之上的“君主”?我从来没有登过“庙堂”,所以没有大人们的体验,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们是不是在忧民呢?根据我读史的经验是:没有。他们固然也有“忧”,但所忧不在民,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从汉初开国重臣的命运及君臣关系可见一斑。

  居庙堂之高 - 胡子 - 胡子的博客

      萧何和刘邦是贫贱之交,后来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当了皇帝,他功推第一,官拜相国,真正算得上“居庙堂之高”。刘邦和项羽苦斗之时,多次陷于危境,萧何盘踞关中,给刘邦镇守根据地,不断征集关中子弟为刘邦输送兵员,调查户口,按户征粮催赋,给前线的部队漕运粮秣。此时的萧何已是刘邦家天下的大管家,他所忧劳者,并非百姓的死难困苦,而是主子的皇权大业。就是这样,他也有日夜忧心的恐惧,那就是失去主子的信任而带来杀身之祸。汉高祖三年,刘项角力,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刘邦不断派使节慰劳后方的萧何,这种反常的举动使萧何身边的人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鲍生进言曰:如今汉王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受大野风霜之苦,却不断派人慰劳你,是有疑君之心。为君计,不如将宗族中兄弟子孙能打仗的全送到前线去,如此方能使大王更加信任你。萧何从其计,刘邦方释疑。为成就刘邦皇权大业,萧何曾举荐韩信为帅。韩信初不被刘邦所重,离汉而去,萧何将韩信追回,戏曲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曲目,说的就是这事。但最后也是萧何献计使吕后把韩信杀掉的。这也足见萧何对刘邦家天下的忠诚。刘邦在外平陈豨之叛,闻韩信被诛,特派使加封萧何为相国,食邑加增五百户,并派五百卫士护卫相府,很多人都来向萧何祝贺。只有一个名叫邵平的人对萧何说:“祸自此始矣。皇帝征讨于外,而君守于内,并无什么危险,不但对你加官进爵,又为你派了如此多的卫士。这种举动难道是正常的吗?况且韩信刚刚谋反于内,加派卫士,并非对你的恩宠,而是有疑你之心。为自保计,应谢绝封赏,捐出家财以充前方军费,方能免祸。”萧何捐出家财,这才讨得刘邦的欢心。这年秋天,黥布造反,刘邦又带兵去征讨。前方的刘邦,对于留守的萧何还是不放心,屡次派人探问相国在干什么。回复说:因为皇帝在军中,相国如征讨陈豨时一样,维护后方的安定,征集资财粮草,以应军需。身边的幕僚对萧何说:“君灭族之祸不久矣!君位为相国,臣子中功劳居第一,无以复加。你镇守关中十余年,已得百姓之心,皇帝所以数次探问你的近况,是怕你心怀异志,倾动关中。如今为自保,何不广置房产土地,强征贱买,亦所不惜,让皇帝认为你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土财主。如此虽自污自贱,坏了你的名声,但或许可以逃过灭族之祸。”萧何依计而行。刘邦得胜回都,百姓遮道告萧何的状,说他强征贱买百姓田产,萧何迎谒刘邦,刘邦笑将百姓的状子给了萧何,说:你自向百姓谢罪吧!此计虽拙,但也确实使刘邦释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夺他的天下的。观萧何自保之手段,不外两条:一是不计个人得失,对主子忠心耿耿,恭谨劬劳,关键时不惜献出财产家人以明心迹,表现他忠贞无二的一面;二是放低身段,不怕自污自贱,奴颜婢膝,在人格上卑屈自辱,以表现自己无条件的屈从。

  身为相国的萧何,在外人眼里,位高爵显,富贵已极,但他却时刻忧惧自己的身家性命,其内心之煎熬,外人恐怕很难体会。当然,高居庙堂的并非丞相一人,还有众多臣子,那么,皇帝视臣子为何如?刘邦与臣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窃以为“居庙堂之高”的臣子们是该永铭在心的。汉高祖五年,项羽已灭,刘邦即皇帝位,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年余不绝。刘邦认为萧何为他镇守关中的根据地,功劳最高,所以首封萧何为酇侯,食邑八千户。众臣不服,哄闹说:“我们披坚执锐,统兵沙场,为陛下打天下,多者身经百余战,少者亦有数十合,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如今不见封赏。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光指靠文墨议论,从未上过战场,为何功劳却在我等之上?”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的事吗?”众臣答:“知道”。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又答:“知道”。刘邦从容道:“打猎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并指示猎狗追捕野兽的是人。你们冲杀在前,捕获野兽,不过是功狗;而萧何,指示发令,纵狗追捕,乃是功人。”众臣子再不敢做声。萧何何幸,被帝王看作“人”,而别的臣子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但在帝王的眼里,不过是“功狗”而已。刘邦虽不读书,但他是个聪明人,一语道破宫廷政治中君臣关系的本质。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当皇帝不久,就把三个最大的军头(三条功劳最著的功狗)韩信、彭越、黥布杀掉了。

  身为当朝相国,说萧何完全不“忧民”,当然也不公平。正史所载,萧何的确“忧”过一次民,但却给他带来了大祸。刘邦在长安附近圈起大片山泽土地以为猎场,称上林苑。萧何上书,云长安土地狭窄荒瘠,民生穷困,奏请皇帝开放上林,允许百姓入内采集菽麦野果,以维生计,勿弃为野兽所食。刘邦大怒,说萧何受商贾财物,为他们说话,图谋皇家猎苑。于是,立下廷尉,将萧何披枷戴锁,关入大牢。数日后,一个臣子陪侍皇帝,问:丞相何罪,竟遭如此暴虐的对待?刘邦回答说:“我闻听为相者,凡有善举,皆归于帝王,若有错误差失,应为主上承担责任。如今萧何竟然受商贾贿赂,为他们请求开放我的猎苑,以此讨好百姓,所以把他关入牢里去。”这个臣子敢于说话,说:“丞相请求做有利于百姓之事,是他份内之责,陛下因何怀疑他受商贾的贿赂呢?当年陛下与楚征战,后来陈豨、黥布造反,陛下统兵在外,都是相国镇守关中,若关中摇动则关西已不为陛下所有。相国那时不谋利于己,如今反受商贾之金吗?陛下何疑相国之深也?”刘邦无语,当天派人释放了萧何。萧何平素恭敬谨慎,此时已年老,竟然光着脚,入宫磕头谢恩。刘邦倒有一套说辞:“相国无须如此,这事就算了吧。相国请求开放上林苑我不许,说明我是桀纣那样的暴君,而相国是天下少有的贤相。我故意把你关入牢中,是用我的罪错彰显你的德行啊!”看,赏赐你是因为怀疑你,惩治你是因为表彰你,帝王有绝对话语权,他当然可以随便怎么说,但他的逻辑谁能搞得清!他阴毒叵测的心理谁又能摸得透?在这样的庙堂上,自顾尚不暇,何遑忧民乎?

  萧何死后,曹参为相。此人也是开国臣,比之萧何,功推第二。此时刘邦已死,太子刘盈即位,曹参完全按照萧何留下的规矩行事,日夜饮酒,丞相职事,不过循例应酬,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新皇帝不满丞相不作为,让曹参的儿子回去问父亲何以荒殆朝政,结果曹参把儿子痛打一顿,斥骂道:“赶快滚回去当你的差,天下事哪里有你插嘴的份儿!”到了上朝时,皇帝责问道:“是我让你的儿子规谏于你,为何要痛责他?”曹参赶快脱下冠冕,谢罪道:“陛下自思可比先帝?”皇帝说:“朕安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我和萧何功德才能相比怎样?”皇帝说:“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所言极是,既然先帝与萧丞相已定天下,法令明具,陛下垂拱而治,我等循例守职,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皇帝只好说:“好,既如此,那就这样吧!”曹参依循旧章不作为,当个自在丞相,又何尝不是为了自保?在专制的官场中,做事的人容易出错招过,不做事或者少做事反倒落得清闲自在。无能的庸才不能作为,循吏不想作为,这两种人在官场中常常官运亨通。曹参参透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死前当了三年逍遥丞相,幸得善终。如此高居庙堂,焉得“忧民”乎!

  张良属汉初开国重臣之一,也是“居庙堂之高”的人,应该说,刘邦有天下得张良之计多矣。但是张良所以没有被刘邦猜忌,第一是因为张良知进退,无野心。但这一条并不是护身符,你没有野心,帝王不一定不加害你,很多被整得家破人亡的臣子并非他真的有篡位的野心,乃是因为与帝王间有其他的过节。第二条是张良体弱多病,保命之不暇,对上下左右自然构不成威胁。张良饱读诗书,聪明之极,一旦天下已定,刘邦登基为帝,他就退居边缘,学黄老之术,用道家辟谷法,练气功养身去了。养病就要安心养病,倘若你不好好养病,有权位之想,高调出山,阿谀取媚,即使一时得幸,折戟沉沙,身家俱灭,那就是你的下场!这一点,张良是想得明白的。所以,对于张良,我们也不好强求他去“忧民”了。

  还有一位陈平,也是刘邦的股肱之臣,应该上汉代名臣录的。他后来也位列丞相,得以善终。陈平魁伟俊朗,是个美男子,他深谙人性的弱点和欲望,故所出计谋,皆能中的。如用重金离间楚君臣,使范曾愤而去楚,死于途中;韩信欲求为王,刘邦怒骂,陈平在侧,踢刘邦脚后跟,使刘邦醒悟,暂时满足韩信欲望,以安其心;刘邦被匈奴困围平城,七日不得食,关键时刻,又是他做通了匈奴单于阏氏的工作,使刘邦平安出逃。陈平有何本事,能见到单于的阏氏,且使其阏氏为汉军解围?史书上说“其计秘,世莫得闻”。总之,陈平不是道学先生,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说:“我多阴谋,此道家之所禁。后世子孙不得复起,以我多阴祸也!”这是一个阴谋家的自白和自省之言。阴谋者凛然而惧,自承将祸及后世子孙,其秘计毒谋,当有不为正史所载者。如此为帝王勋业用尽阴谋手段的人,又与民何干也!

  最后再说周氏父子。周勃有开国之功,性格敦厚倔强,刘邦临死,认为其可承担重任,所谓“重厚少文,安刘者必勃也!”惠帝六年,以周勃为太尉。诸吕专权,有篡位之谋,吕后死,周勃与臣子们一起将诸吕诛灭,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因其拨乱反正,重整江山之功,文帝以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成为权倾朝野的万户侯。这时,有人进言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竟心安理得受厚赏,处尊位,祸将及身矣!”周勃听了非常害怕,立刻请求皇帝归还相印。不久,丞相陈平死,皇帝再次启用周勃为相。周勃的性格不会讨主子的欢心,不久,文帝就罢了他的相,把他打发到封地去了。这位曾统帅千军万马,有拥立之功的人在庙堂为相时就疑神疑鬼,战战兢兢,生怕惹来杀身之祸,如今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乎?然。但这话没说完,应是“忧其君生杀己之心”。他得了恐惧症,心理出了问题,总疑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派来的人杀掉。所以地方官到他封地来,他每次都身穿盔甲,命令家奴手执兵器以见。这哪里是待客?简直就是示威!不久就有人上书告其谋反,马上他就被抓进了大牢。周勃本来就拙于言辞,所以狱吏审问时不知所对,狱吏当然对他不客气,用各种手段折辱他,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周勃只好让家人以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受贿,暗示他“以公主为证”。原来,周勃的长子乃是汉文帝的女婿,他和皇帝是亲家,周勃当年受重赏时,把赏赐的金银财宝都转送给了皇帝的舅舅薄昭,如今事急,薄昭出手相救,去找自己的太后姐姐。太后对皇帝说:“当年周勃为太尉诛诸吕时,统重兵,手握皇帝之玺,那时不反,如今居一小县,难道会谋反吗?”文帝这才把周勃从牢里放了出来。周勃出狱,叹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这或许是曾经手握大权最后落到狱吏手里的人共同的感叹!小小狱吏,你身居高位时连正眼也不会撩他,可若你真的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对你是不会客气的。当年的堂堂丞相进了大牢不也得向狱吏行贿吗?时也!势也!权势一失,再矮的屋檐你也得低头!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庙堂之臣最后孤寂地死在封地里,他的心理恐惧症应该成为帝王专制制度下一个值得剖析的历史标本。

  周勃死后,长子周胜之袭承侯位(周勃被封为绛侯),此人是汉文帝的女婿,但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公主不待见她的老公。不久,周胜之就因罪被杀。一年后,周勃次子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周亚夫有极高的军事才能,汉文帝生前劳军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被传为历史佳话,成为军营整肃军令严明的治军样板。文帝将崩,嘱告太子说:“将来事有缓急,可用周亚夫统兵。”景帝即位,吴楚七国诸侯叛乱,周亚夫统兵平叛,稳定了中央政权。平叛归来,周亚夫和乃父一样,官拜太尉,不久,迁为丞相。父子二人,皆有匡扶社稷之功,又都由太尉而丞相,功高盖世而又高居庙堂。其父已如上述,其子又当如何?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由于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周亚夫没有对被围困的梁孝王(景帝的小弟弟)派兵施救,得罪了梁孝王,梁孝王每次进京,都要在太后面前对周亚夫进谗言。景帝欲废栗太子(栗姬所生),周亚夫多次谏阻,终使君臣生隙。后来皇后之兄王信欲封侯,买通窦太后为其说话,皇帝征求丞相意见,周亚夫说:“高皇帝(刘邦)曾与诸臣有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无功于社稷,如果封侯,是违背高皇帝约定的”景帝“默然而沮”。从此景帝对周亚夫由信重而疏远。其后又有五个匈奴王降汉,景帝欲封其为列侯而敦勉之,征求丞相意见,周亚夫说:“此等人背其主而降陛下,如封其为侯,将来何以责不守节之臣?”景帝已对周亚夫失去了耐心和敬意,断然说:“丞相之议不可用”。立将五人全部封为列侯。周亚夫明白,由于自己强直的个性,造成了君臣间的嫌隙,而裂痕的加深,已使其匡扶社稷的功劳化为尘土。功劳、勋位乃至帝王的眷宠都是不可倚侍的,帝王心思的多变和情感的好恶决定臣子的命运。他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相位,皇帝立即照准。正剧和喜剧刚刚落幕,悲剧的序幕即已拉开。不久,景帝在宫禁中召亚夫赐食,席上放一大块肉,没有切,也不放筷子。这肉怎么吃呢?难道是有意羞辱自己吗?“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皇帝冷笑道:“看来我没有满足你,是慢待你了!”此嫌恨之言也!亚夫免冠向皇帝谢罪。皇帝只说一字:“起”。亚夫离席而去。皇帝目送他的背影,恨恨道:“桀骜不逊,怏怏而去,此非少主臣也!”这句彻底决绝之言预示了周亚夫悲惨的下场。亚夫老矣,来日无多,儿子们预为乃父筹备后事,依亚夫的爵位,墓葬中要有陪葬之器。亚夫曾为太尉,统兵百万,儿子为其定做了五百副将士的甲盾。此为冥器,当然不是实战的兵器。但此事却被告发,皇帝立刻命有司审理。亚夫强直,默无一言。皇帝怒道:我不用他的口供,直接交廷尉!廷尉者,相当于朝廷的大法官,专办皇帝交下的案子。廷尉直接诘问亚夫:你为什么要造反?一句话,把案子的性质定成了谋反大罪。亚夫驳斥道:“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笑道:“君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这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不在人世造反,肯定是要到阴间造反,总之,你是死定了!和他的父亲周勃一样,他同样尝到了狱吏的苦头,被不断地拷打折磨。年迈的亚夫在狱中绝食,五日后,呕血而死。当你失宠于帝王,厄运降临之快,如同云层的雷电,霹雳一声,万事皆休!你往昔的功业辉煌,身居高位的骄矜,财富和英名,理想和抱负……帝王雷霆一怒,生命在地狱般的苦难和凌辱中终结,你生前为之骄傲和所看重的一切,立即化为烟尘!除了留给后人徒然的叹息,还剩下什么?

  或问曰:那些权高位重的老爷子们既不“忧民”,那他们在庙堂上到底在干什么?答曰:因为庙堂上只有一尊神,争相对这尊神表示效忠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他们全心全意、三心二意或者虚心假意地维护着皇帝的家天下,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他们的寄生之皮。除此,就是在互相排摈倾轧中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站稳脚跟,不被同伙干掉。

  西哲有言:政治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帝王专制的宫廷政治尤其如是。所谓居庙堂之高,乃是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高位。“万人之上”,固然可以使人有“赫赫师尹,万民具瞻” 的气概,“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风采,但“一人之下”,则会使你刻刻忧惧,如履薄冰,因其彼虽一人,你的身家性命就握在他的手心里。他决定你的荣辱生死,焉得不忧不惧?所以,居庙堂之高的人不是在一人之下放弃人格、操守和原则,就是身名俱丧,不得善终。庙堂并非易居之地,因为这是权斗的杀场,所以人性的阴暗暴露无遗,人性的异化也最为凸显。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相互倾覆坑陷,乃是庙堂的自然生态。《岳阳楼记》开篇句云:“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的滕某人就是因为得罪了高位者被贬谪到此的。范仲淹一句“忧谗畏讥”,才是刻骨铭心的心里话,道出身在其中者的普遍心态。如此居庙堂之高者,“忧其身”之不暇,何遑“忧其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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