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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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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神秘的美国说客  

2014-04-29 06:47:54|  分类: 国际纵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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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客是一项古老的职业。从本意上讲,西方政治开放“说客”通道,源于他们的宪政国家精神,但也可以说是他们在设计国家政体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扇“政治后门”。对于西方政体而言,说客的存在满足了各方需要:国会可以听到各方面的声音,议员们也可以通过说客了解到“民意”。而美国说客的生意遍布全世界,也使得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

 2014年04月29日 - 胡子 - 胡子的博客

  乌克兰危机时,号称“天然气公主”的乌前总理季莫申科释放后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一位美国的说客。在这个被媒体曝光的电话里,他们约好在柏林见面,并商量接下来的打算。3月末的一天,也就是这次会面后,季莫申科把她的打算告诉了全世界:她将参加于5月25日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举。

  无独有偶,就在季莫申科与美国说客会面之时,另外一家美国说客公司收到了俄罗斯的2600万美元的游说经费。由于这家公司长期为普京政权辩护,被业内称作“普京游说团”。

  一个美国说客,一个乌克兰前总理,一个俄罗斯总统,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美国说客能够参谋乌克兰的总统选举,甚至普京也要掏钱买他们的服务?美国说客到底是什么一个组织?他们又是如何参与美国国内甚至全世界政治运作的?

  K街说客

  帮助季莫申科脱狱的美国说客来自于华盛顿的K街。

  K街,本名“K St”(St 即街道)。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暴风眼——纽约“华尔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华盛顿的“K街”可谓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心。

  “北连乔治城,东通国会山。”K街就是美国“游说一条街”。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大道两侧,密密麻麻聚集着多达上千家的公关公司、游说机构和一些民间社团和组织。这些职业说客、公关专家们穿针引线地搭建着一条看不见的权力延伸线,对美国政治生活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由于“K街”游说集团势力庞大,因此也被美国人戏称为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

  说客的历史能够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说客”(Lobbyist)的提法,最早见于印刷文字是在1820年,指非政府人员在议院会议厅外的前廊上,说服议员们接受某种要求和愿望,并将该议题在议会上提出并通过。

  在美国,说客的职业已经持续了150年。1869年到1877年间,也就是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由于国会在铁路管理和羊毛征税等问题上争执不下,游说能最快地引起议员的注意,效果也最好,所以各地区政府,特别是大型企业和团体纷纷派出长驻华盛顿的人员,随时就自己需要的议题和利益游说国会。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IBM公司、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都设有办事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2013年,正式登记在册的说客数量为12281名。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此前统计,仅2012年,各大机构花费在美国游说公司上的金额高达24.5亿美元。要说明的是,要注册说客并不容易。一般是要读法律专业,得有高等教育的学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对美国国会的各个方面都了然于心。因此,注册的说客都是各大公司的经理级人物。

  说客系统也是西方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有人曾经把美国的政治体系比喻成一辆车,各个政府部门是这辆车的发动机、车轮、传动轴、离合器等重要部件;而金钱和民意,或者更形象地讲,财气和人气,则是保障和推动车辆正常高效运转的汽油和润滑剂。而那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各大游说团体、政治掮客机构和政府公关代理人,便是那连接各个主管职能部门、保障油路顺畅的连动齿轮和磨合装置。

  在这一个意义上,说客的存在满足了各方需要:国会可以听到各方面的声音;而国会的议员们则从说客的游说中了解到“民意”,以便调整他们在辩论和表决中的立场。

  国际游说

  帮助季莫申科的说客名叫斯莱特利,来自K街的著名公关公司威利·雷恩事务所。

  2011年10月11日,季莫申科因反对派起诉被判7年监禁,并于当年年底入狱服刑。眼见妻子入狱,丈夫亚历山大·季莫申科立即带着现金前往华盛顿向威利·雷恩公司寻求帮助。

  接手这单案子的就是该公司的合伙人吉姆·斯莱特利。该人是民主党前议员,正式加入威利·雷恩事务所之前曾任美国众议员长达12年,在华盛顿拥有大量的人脉资源。从2011年11月起,威利·雷恩公司的多名专业说客开启了长达两年的游说,其游说对象包括奥巴马政府的多名最高层官员和国会重量级议员,甚至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夫妇。

  游说效果非常明显。威利·雷恩事务所的说客们甚至推动达成了几项要求乌克兰当局释放季莫申科的国会议案,其中一项于2013年11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该议案向乌克兰施压要求释放季莫申科,并且讨论派官员前往基辅与乌克兰官员就此问题进行协商。

  此外,斯莱特利还打了一手“亲情牌”,安排季莫申科的女儿尤金妮娅出访美国。访问期间,在斯莱特利的帮助下,尤金妮娅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参议院成员以及国务院关键人物见面,“当面陈述其母亲的冤屈”。

  其实,为季莫申科脱狱游说的可能还不止一家公司。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就在去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近代乌克兰中心分别向K街知名游说公司默克里和波德斯塔集团支付了28万美元和51万美元的游说费用。在向国会提交的文件中,波德斯塔集团对具体游说议题措辞模糊,仅称是“与美乌两国关系相关的议题”;默丘里公关公司具体游说目标则非常清楚,即谴责乌当局起诉季莫申科、呼吁释放季莫申科。

  国内政局动荡,国外奔走游说,这也许才是季莫申科解脱牢狱之灾的全部真相,难怪季莫申科一出狱就打电话给拯救她的说客。美国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政界影响力已经超过本国范围,辐射到了全世界。

  也正是这个原因,各国政党都在美国游说集团上花了大功夫,比如俄罗斯。据美国司法部报告,K街顶级公关公司凯彻姆从2006年开始担任俄罗斯政府在华盛顿的游说工作,当时帮助俄罗斯为去年在圣彼得堡举办的八国集团(G8)峰会的准备工作做了大量的公共咨询。同时,凯彻姆公司还在2007年为普京当选为《时代》杂志的“年度封面人物”做了大量的媒体宣传工作。去年,也是凯彻姆公司和《纽约时报》接洽后,普京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署名文章。

  谁在游说

  美国的游说集团大致有三类:一是行业协会,如银行家协会、美国餐饮业和商业工人国际联盟以及美国制造商联合会,他们实行会员制,有鲜明的立场;二是律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和咨询公司。他们受雇于各大公司,机构或者外国政府,有专业的注册游说人员,美国几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巴顿博格斯(Patton Boggs)、艾金岗波(Akin Gump)以及霍兰德奈特(Holland & Knight)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三类是各种智库,他们往往以各种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形成影响力。其中比较有名的是Barbour Griffith & Rogers(BGR)与Akin Gump 。

  这些游说行业人士多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有大量政要在卸任后加入到“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游说队伍行列。华盛顿特区的游说势力可谓手眼通天、网络庞大且根深蒂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人们常把游说人员比作“影子政府”,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帝国”,直接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形成强有力的冲击,甚至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性质。特别是随着财富和权力向社会极少数利益集团集中,政权主要操纵在那些具有良好的财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并具有通过舆论工具动员民众能力的所谓“圈内集团”手中。

  大多数公司都会与相关的说客公司签订协议,在华盛顿与国会议员或者相关机构进行游说,为公司谋取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参众两院设有20几个权力庞大的专门委员会,如金融服务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等,负责相关领域的提案审查和立法起草工作。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主席,都是资深议员,他们成为利益集团院外游说的主要对象。一些有钱有势的大财团、大公司在这些国会议员身上大笔花钱,以换取政府的合同、有利的政策法规、大幅度的专项减税等。

  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苹果公司去年用于游说方面的投入达到140万美元,脸谱网(Facebook)去年的游说投入大约为500万美元,谷歌大约为1000万美元,微软公司大约为770万美元。

  利益何在

  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说客们又是如何替客户消灾解难的呢?

  在美国的政治运行图谱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似乎各司其职,互不干涉,但选举政治的内核实质其实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定期的实力对决和利益重组。这里的实力对比无非包括两方面:一是财力,二是人力。无论是总统候选人还是其依附的党派,无论是参众两院议员还是各州的政府阁员都需要大量金钱来支撑几年一度、耗资巨大的竞选“烧钱比赛”;同理,没有一定规模的选民团体来站角助威、追随拥戴,再宏大神圣的施政理想也只是镜花水月,无所依托。于是乎,说客们的政治杠杆作用马上显现出来了。

  通过组织名目繁多的筹款活动,说客们把“财神爷”和手握权力的“寻租者”请到同一个台面上,互通有无,各得其所。另外,因为代表着各式各样的利益团体,职业说客们肩负着在立法和行政部门推进客户利益和权益的职责。为了使“下情上达”,游说机构利用各种名目由头,组织听证会、发布会、研讨会,以民意民情为筹码,影响议员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政策执行过程。在过去的20多年中,随着游说活动专业化、职业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游说行业也从过去的半遮半掩、含含糊糊的灰色地带,一跃成为公众瞩目、不容或缺的高级政府公关门类。特别是在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内,因为其一贯支持照顾大企业、大财团的政策立场,加上其政府高管们深厚的商业背景,更为游说团体们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

  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每年在游说方面的花费高达35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在经济萎靡之际,K街也出现了就业增长,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游说的疯狂呢?

  一个原因是政府机构正越来越深地延伸到企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促使企业争相“影响”监管规定。另一个原因是成本。35亿美元看似一笔大数目;但对大公司来说,聘用游说人员的成本并不高,无法与聘用顶级律师或银行家的成本相提并论。

  同时,高额的回报也是令人向往的。据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估计,能源行业游说投资的回报率有时会达到3000%(即将企业因规定更改而赚取的额外利润与游说费用相比)。

  灰色游戏

  说客圈也有很多行规。据美国《联邦院外游说管理法》,游说必须“公开透明”,游说公司每年必须定期向国会参众两院报告,说明客户的国籍和身份等情况及游说费用开支。为工作方便,说客可以请国会议员喝杯咖啡或吃顿饭,但在某一国会议员身上的一次性花费不能超过49美元,一年内的所有花费不得超过100美元。

  除了法律,还有行规,同一个说客不能为相互有利益冲突的客户做游说代理。比如,如果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同时要求跟同一个游说公司签约,那么该公司只能接待一家。

  此外,说客不能违背道德,为招揽生意而故意制造问题。华盛顿有一个说客曾设法使某地的印第安人赌场被迫关门,随后又找到当事人,提出可以帮忙使其赌场重新开张。该丑闻一经传出,此人名誉扫地,深为同行不齿。

  但游说本就是一个灰色的游戏。有些行为并不能完全用法律界定。如果说客就是议员的太太呢?因为美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有关公司雇佣议员亲属充当“说客”,国会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议员太太“下海谋职”已经开始引起各方重视。有消息说,几十名国会议员同代表“美国养蜂基金会”、“棒球大联盟”和钢铁工业的“说客”是直接亲属关系。《洛杉矶时报》披露,民主党籍参议员里德就长期支持自己儿子和女婿提出的多种议案。据说,这两名议员的亲属也因此从有关获益公司手中接受了200万美元的“辛苦费”,可谓生财有道。

  据悉,奥巴马一上任就签署了一项名为“行政部门人员操守承诺”的行政法令。法令规定,禁止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接受注册说客的礼物;曾担任说客的人必须离开说客集团两年后,才能进入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为与其在政府工作有关的私人企业进行游说。

  这项规定一出,奥巴马就遭遇了尴尬,因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指责政府带头违规。奥巴马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林恩曾任军火商说客,而卫生部副部长科尔亦曾为反吸烟组织当说客。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承认这两人未符合新规定,但称前者得到两党支持,后者已同意不过问烟草事务。不难推测,奥巴马团队中的成员与利益集团的复杂联系肯定要比揭露出来的多。一旦他们离开华府另谋高就,奥巴马实在没有更多的办法限制他们加入游说大军。

  实际上,游说文化已然盘根错节,深深嵌入了美国的政治肌体。即便国会参众两院和驴象两党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推出各种针对院外活动的改革议案,K街仍繁荣依旧。法理难胜人情,这也是美国政治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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