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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夫人政治”警示  

2014-06-13 05:38:58|  分类: 读史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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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夫人政治”警示

      皇帝后妃,官员的妻子,既可以是丈夫的贤内助,也可以是干政乱国的“女祸”。身处权力圈中的女人,怎样影响了皇帝和官员的命运?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社会中,因身处权力圈中,很多后妃和官员之妻,都与政治产生了关系。在她们中,既有贤明的相夫教子者,也有造成亡国亡家者。而明智的皇帝、官员,则会对“夫人”的干政严加防范。中国古代政治范畴下的“夫人”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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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明代没有后妃干政

  儒家理论强调男女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能干政。《尚书·牧誓》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贤德妇女,对这一原则自觉认同并遵守,被称为“贤后”的唐太宗长孙皇后就如此。史载,唐太宗时常向长孙后谈及赏罚的事情,对此,长孙皇后回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在太宗坚持与她谈论时,她竟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而一些干政乱国的后妃,则被冠以了“女祸”之名,唐中宗的韦皇后,就是臭名昭著的“女祸”之一。韦后在唐中宗李显坎坷的政治命运中,与他结下了深厚感情。李显在父皇高宗病逝后,按遗诏即了皇帝位,韦氏也被册为皇后,但那时的朝政,实掌握在中宗的母亲、太后武则天手中。中宗在位仅一年,就因顶撞母后,而被废为庐陵王,韦后也随之结束了短暂的皇后生涯,他们双双被发配到了房州(今湖北房县),在此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韦氏成为了丈夫的精神支柱。在房州时,李显时刻处于惊惧之中,每当听到有皇帝的使臣到来,就惶恐地要自杀,这时,韦氏总是耐心地予以劝解。如此相依为命、艰难备尝地走过了十四年,这也使得李显和韦氏的感情十分深厚。李显在房州时,就常对韦氏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因为有了这份生死感情,并且中宗的性格又十分软弱——唐人称中宗为“和事天子”,所以,长安四年(704),张柬之等人策动“神龙政变”,中宗再次登上皇位后,他确实兑现了自己当年许下的诺言——“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在中宗的纵容下,韦后堂而皇之地垂帘听政了。在她把持朝政期间,先是因为与她有暧昧关系的武三思,而处死了拥立中宗上台的张柬之等“五王”;继而又因与太子重俊的矛盾,引发了重俊与李多祚等人的政变;最后,韦后不满足于做皇后了,她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夫皇中宗,准备效法武则天,实现女皇梦。但这一美梦被李隆基粉碎,韦后最终被杀,并被追贬为庶人,最终都未能入葬中宗的定陵。

  有鉴于历史上的“女祸”教训,一些明智的皇帝和官员,则会严防内人的干政或私欲膨胀。如马皇后曾问明太祖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明太祖回答说:“此非尔所宜问也。”明太祖具有强烈的“女祸”危机意识,除了这次对话,他还采取多种措施,严防后妃干政。他曾说:“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他还曾造专门制作一个铁牌,镌刻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以警示后妃行事的分寸和范围。明太祖的这些举措也颇有成效,明代既未出现汉唐那样的后妃乱政现象,也未有宋代太后垂帘听政频出的现象,绝大多数的明代后妃,都对政治保持疏远的态度。

  除了皇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员,也对妻子的干政十分警觉。如唐太宗时做到宰相的宇文士及,他的妻子经常问他,皇帝使臣召他有何事,对此,宇文士及从不回答。而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日知,不但严防妻子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干预,还教育她要控制私欲。史载,李日知向皇帝奏请辞去宰相之职,而事前并未与妻子商量,辞职回家后,才告知她将搬到乡间去。李妻非常吃惊,对他说:“家里的生活费经常不够用,儿孙们也都还没有进入仕途,为什么就辞职呢?”李日知回答说:“书生能至此,已超过自己的能力,人心都是贪得无厌的,如果任由其心,则永无满足。”

  妻子如何影响丈夫的命运

  虽然皇帝、士大夫强调妇人不干政,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后妃及各级官员之妻,是不可能完全被隔绝于丈夫政治生涯之外的,而她们对夫君执政的规劝辅正,实际也是不被禁止的,并且还经常受到表扬。

  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曾屡次规谏明帝。当时,冤狱连年不断,囚犯们相互牵连,受到法律惩罚的人非常多。马皇后担心用刑过多过滥,便找机会向明帝提起这件事,言辞恳切,思考周到,汉明帝也感到此事严重,并对那些遭受冤狱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他采纳了马皇后的建议,最终有许多被冤枉或犯罪较轻的人得到了赦免。

  明太祖马皇后不但多次劝阻了朱元璋的任意决杀,还为明太祖的统治增添了若干人性化色彩。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以“猛”著称,而在朱元璋未定天下时,马氏就“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朱元璋即位后,“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宋濂是明朝开国元勋,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曾礼聘他为五经老师,后来宋濂因受孙子的株连,按当时的法律应被处死。对此,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家为儿孙延请老师,还知道一生礼待老师,何况天子呢?况且宋濂已因老返乡了,肯定不知道他孙子的事情。”明太祖不听,坚持处死宋濂。马皇后与明太祖共膳时,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明太祖很奇怪,问她原因。马皇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明太祖听后,恻隐之心油然而起,第二天就赦免了宋濂的死刑。朱元璋建明之初,统治人才匮乏,马皇后就以自己的贴心关怀,来对当时的士人进行笼络。一次,奏事官员散朝后,在朝廷共餐,马皇后命宦官取来他们的餐饮,亲自品尝,尝后,认为味道欠佳,于是启奏皇帝:“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明太祖因而诫饬相关部门予以改正。再有,明太祖曾视察中央所属的最高学府太学,马皇后在得知太学生员有数千人之多后,想到了生员的妻子如何生活,明太祖因此设立了红板仓,以所积存的粮米赐给太学生家属。

  除了贤后,一些官员的贤妻,也会对会夫君进行正面的劝导。如周朝时,答子在陶地做官三年,政绩不突出,但家庭财产却增加了三倍,他的妻子多次劝说无果。做官五年后,答子车马光鲜地退休返乡了,乡人都为之庆祝,而答子妻却抱儿痛哭,她说:“能力小而官位高,必然遭遇祸害;无功绩而小家富,必然积累灾殃。……丈夫治理陶地,家富而国穷,君主不敬重,人民不拥戴,败亡的征兆已经出现。”她的这些话令答子的母亲大怒,将她赶出家门。一年后,果然答子因为贪污财物而致全家抄斩,只有答子的母亲因为年老而被赦免。

  春秋时期,曹国大夫僖负羁之妻曹僖氏也是有名的贤妻。晋公子重耳在逃亡途中经过曹国,曹恭公不加礼遇,而曹僖氏则对丈夫说:“我发现晋公子的三个随从都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从他们看,晋公子一定会得到晋国的君位,如此,他必然在诸侯中称霸,并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那时曹国肯定首当其冲,而你也难逃其咎。你何不早一点向他致意呢?而且我听说,不了解儿子可以观察他父亲,不了解君主可以观察他的手下。”听到此话后,僖负羁马上给重耳送饭、赠玉璧。而公子重耳在做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确实马上攻打曹国,但在里巷门口刻石表彰僖负羁,并不准兵士入内骚扰,曹国官民扶老携幼,纷纷到那里避乱。对于羁负羁妻的政治远见,古人也多予以称赞。

  “贤后”必备品质:约束外戚,教育子女,倡导勤俭

  严格要求外戚,是中国历史上贤后的重要品质。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并参预了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夺得帝位。唐太宗对这位国舅非常信任,“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并想任命他为宰相,对此,长孙皇后坚决反对。长孙皇后认为西汉高祖吕后、宣帝霍皇后外戚的专权和覆亡,都是应该汲取的切骨教训。临终前,长孙后对这件事依然惦念于心,对太宗请求说:“我的本宗之所以腾达,原因是有幸成了皇帝的姻亲,他们既然并不是因为德性被推举出来的,所以就容易出现危机,为了使他们的子孙永保平安,一定不要让他们担当权要之职,只以外戚的身份得到奉养就足够了。”或许受到长孙皇后对外戚当政戒惧思想的影响,她的家人也都能够谨慎行事。相比之下,杨贵妃则缺乏约束外家的智慧,这不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且她自己也死于非命。从史书上看,杨贵妃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参政也少之又少,但她的堂兄杨国忠不但官至宰相,且兼领四十余使。不仅如此,她的兄姊们还都奢靡无度,如《明皇杂录》记载:“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妺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所以唐宋时人认为,杨贵妃及其兄杨国忠、姊虢国夫人,都是导致大唐衰败的罪魁祸首。

  母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妇德之一,而严格要求子女又是母教的重要内容,司马光《温公家范》就强调“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贤后”长孙氏和明太祖马皇后,都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太子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经常向长孙皇后诉苦,说太子东宫缺少用器,希望奏请一些。长孙皇后不同意她的请求,并教育她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马皇后则以元世祖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事迹,来教育王妃、公主。据史书记载,察必皇后曾到国库支取丝绸的衣里、衣面各一件,元世祖知道后,对察必皇后说:“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自己家的,皇后你怎么可以随便支取呢?”此后,察必皇后便亲自率领后宫纺线织布,并煮旧弓弦为布,取官府不用的羊皮缝为地毯。马皇后听了察必皇后的事迹,也命人取来生丝帛织成卧具,赐给孤寡老人,剩下的材料则做成衣裳,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知道女工的艰难。 

  另外,历史上的“贤后”多崇尚节俭。汉明帝马皇后生性节俭,她经常穿的是没有花色的白练之衣。再有,唐太宗长孙皇后在生前,衣装、用具仅够用即可;临终前,则非常诚恳地辞去了度人入道、以求福报的铺张作法,并请太宗在她死后一定薄葬。明太祖马皇后来自下层,平时穿的是粗丝织成、洗过多次的衣服,虽然已经有些破损,但仍然舍不得换掉。在她临终前,群臣请以祈祷祭祀、寻找良医的办法来挽救她的生命,都被她拒绝了。而杨贵妃虽然并未过多干政,但她的骄奢生活,也是使她被称为“女祸”的重要原因。据记载,宫中侍奉杨贵妃的绣工多达七百人。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就动用大量人力,为她从南方送荔枝。对于杨贵妃这样的生活,一些宋朝学者将它归于了唐玄宗对家人、国政的管理不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治范畴下的“内人”问题,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看到,作为皇帝或官员的“夫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当好丈夫的贤内助,虽然并不要求自己不涉政,但绝不能干政;而作为皇帝和官员,则应对“夫人”有所约束,明白“干政”与“涉政”的界限,时刻警觉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或作用。不仅如此,后妃、臣妻还应对自己和子女严格要求,这样,大者可使国家规避衰亡的危险,小者也可使夫君免于背上治家无方的恶名,还可使子女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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