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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迷信种种  

2014-06-13 05:41:21|  分类: 读史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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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官场迷信种种

   中国古代很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官运、财运寄托于上天和神灵的庇佑。奸佞、贪浊的官员,因其内心空虚无聊、忐忑不安,对前途毫无自信,故对鬼神之事尤其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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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官场禁忌多

  出门之前翻历书,选日子,乃是古代官场普遍现象,今人不会觉得奇怪。不可思议的是,古代官员接到任命,前去上任,要避开几个月份,过了这几个月,方能到任。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一书就写到了官员上任的禁忌:明朝人认为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对新官来说,是不吉利的,不宜在此期间赴任。“俗吏”都信这一套,只有少数明白事理的官员,上任不忌正、五、九月。

  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呢?陆容在书中回答说:宋朝崇尚道教,正、五、九月禁止屠宰。新官上任,必须祭神,而禁止宰杀,没有了供品,就直接影响到官场的祭神;祭不了神,上任仪式就无法完成,故正、五、九三月新官不宜赴任。当然,这个习俗还不是起源于宋朝。唐高宗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就诏告天下:每年正月、五月、九月,都不对死刑犯行刑;并且全国各地,无论官府,还是私人,都不得宰杀。尊奉道教的宋朝,沿袭了唐朝正、五、九月禁宰杀的规定,而且更加严厉,对新官上任的影响也更大。

  正、五、九月新官不上任,本来是因为禁屠宰。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以为新官不上任,乃是由于这三个月对其不利。睿智如欧阳修,也不能免俗,如在五月接到任命,他是不在此月赴任的。宋朝宰相富弼,禁忌更多。只要术士对他说,哪段时间对他个人仕途、命运不利,届时他便向朝廷请病假。 

  不但官员上任有禁忌,而且各个衙门都有禁忌。清朝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中说到了翰林院的禁忌:翰林院不开中门,若是开了,对掌院不利。门前沙堤上,有泥土凝结成的泥丸,若是不小心,误将泥丸踩碎了,必有损翰林。院中原心亭西南角,父母健在的翰林不可坐,若是坐了,必有“刑克”,即有灾祸。左角门久关不开,据说若开了,有关官员要丢官。 

  书中还说,刑部也有禁忌,而且各司有各司的禁忌。刑部直隶司的大门,必须歪斜不正,据说只有这样,该司才能平安无事。刑部奉天司的门,过一两个月就要重新油漆一次,不漆不吉利。相传有“直隶不直,奉天无缝”的说法。官场禁忌层出不穷,真是荒诞离奇。 

  算命看相者大行其道

   皇帝一般都迷信,热衷于算命看相。据宋朝魏泰《东轩笔录》一书,宋太宗为了确定皇位继承人,曾召陈抟进宫,给皇长子寿王(后来的宋真宗)及诸皇子看相。陈抟看过皇长子及诸皇子后,向宋太宗报告:臣刚到寿王府,就见两人坐在门旁,问他们姓名,一个说叫张旻,一个说叫杨崇勋。他们眼下是寿王身边供使唤的人,他日都要位至将相。手下人都这样,主子可想而知了。听了陈抟的报告,宋太宗大喜,因为符合他的心意。寿王是皇长子,陈抟应当是知道的,也许已经探听到宋太宗早已属意于寿王,自然要编出些好话来赞扬寿王了。 

  宋朝周煇《清波杂志》一书说:宋徽宗时,任命皇帝身边“侍从”官员,先要找算命的人给候选人算命,如果命好,才能正式任命。一时之间,算命的人以为:做官的人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由我一句话而定,我说行便行,我说不行便不行。很多官员都热衷于算命看手相,术士便围着他们转,轻易就攀上了达官贵人,不时出入其门第,揣摩时事和对方心理,以迎合他们。 

  古时将相,多有迷信的人。唐初大将李勣临阵选将,必先给人看相,然后任命“有福禄者”,不用“薄命之人”。清朝“位至将相”的曾国藩自称精通相术,文武官员来见,他必给人看相,然后根据其人“福量之厚薄”,决定用与不用,及任职的高低。不过,曾国藩也有看走眼并被人狠狠地骗了一把的时候。萧山有一个人,曾国藩相中了他,让他督造炮船,却不料没过多久,那人就“挟千金遁去”即携巨款逃跑了。 

  清朝曾任署理巡抚的张集馨,也信算命。他在《咸道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咸丰四年(1854年)在济南时,他让人把自己的八字抄给算命先生刘铁嘴,刘说非10两银子不算。过了几天,刘铁嘴来到张集馨家门前,张集馨令唤入。示以年庚,刘铁嘴看后说:“格局甚大,而波折太多,今夏必有保举,明年方得真除”,即明年就能实授官职。张集馨说:“此人急欲求退,不愿入仕途。”刘铁嘴说:“是断不可能。”刘坚持说,朝廷要对张委以重任,张则坚持说无意于仕途。刘铁嘴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多要一些“命资”(算命的酬金),因“命资”的多寡与职位高低成正比。张给了“京蚨六千”,即京钱6000,刘怏怏而去,因少于他开的价10两银子。张集馨找刘铁嘴算命时,已被革去直隶布政使官职,但他的后台钦差大臣胜保还在力保他。经常出入高官之门的刘铁嘴,不会不掌握这一信息。刘铁嘴给张集馨算命的第二年,张被发往向荣的江南大营效力,第三年,张被任命为代理甘肃布政使。如果说刘铁嘴“算得准”,无非是因为事先获取了有关信息。 

  古代也有明白人,认为算命看相不可信。明朝叶盛《水东日记》写道:“……至如相衣、相手、相押字、相门户之类,其说尤多。……固圣贤所不言也。……若因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为也。”他说,看相名目很多,古代圣贤(主要指孔夫子等)不讲这一套。如果因为看相的人偶尔说中了,就相信没有发生的事,那看相的人都能准确预测,明白事理的人是不会这么盲从的。 

  蔡京迷信风水仍不得善终 

  风水说在古代官场久盛不衰。这里就下葬看风水多说几句。 

  早在东汉,就盛行看风水,选葬地。《后汉书·袁安传》说,袁安的父亲去世后,袁安为父选取葬地,路遇三位书生,他们指着一块地说:葬在此处,后人世代得高官显爵。晋代郭璞尤精于此术,被尊为风水先生的鼻祖。托名郭璞所撰的《葬书》,对后代影响很大。 

  明代张瀚《松窗梦语》一书说,郭璞发明了“骸骨得气,而子孙受荫”之说,“指某山为发源,指某山为过峡,至某山而凝结为穴;某山为龙,龙昂而虎伏;某山为牚(同撑),某山为案,牚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泽,不然则否”。符合以上要求的就是所谓吉地。不但老百姓,而且很多官员都受了迷惑,为了找一块吉地,或者迁延不葬,或者一再迁坟,甚至为了谋求吉地而打起了官司。张瀚感叹说,这些人受风水说的迷惑也太深了。 

  宋代宰相蔡京沉溺于风水说。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一书写到:蔡京父亲蔡准,死后葬在临平山。此山呈骆驼形。术士对蔡京说,骆驼负重才能前行。于是蔡京让人在临平山的驼峰上,建起一座塔,让“骆驼”负重。墓地以钱塘江为“水”,秦望山为“案”,可谓雄壮矣。然而蔡京富贵已极,一旦丧败,几乎灭族,家族至今不能复振。风水师的说法可信不可信,看看蔡京家的情况就清楚了。 

  还是这位蔡京,特别注重自己所在的衙门的风水。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一书,宋神宗元丰(1078-1084年)年间,朝廷在皇城之西建造尚书省衙门,并铸造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大印。书法家米芾看了这三颗大印后说,印文“背戾”,将不利于执政的宰相。事情就有那么巧,自从这三大印启用以后,凡是任宰相的,都被流放,没有被放逐的,死后也被追加贬官削职,幸免的只有苏颂一人而已。蔡京任宰相后,也以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大印不吉利,故不用尚书省的大印,另外铸造了宰相之印。后来又听人说,尚书省衙门建在“白虎位”,对宰相不利,蔡京便迁移尚书省,以避“白虎位”。 

  蔡京换了大印,又把衙门迁到风水好的地方,这下该放心了吧?不会像此前许多宰相那样遭厄运了吧?然而蔡京还是被流放,走到潭州,即今湖南长沙,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两个儿子被杀,几乎全家覆没。陆游感慨道:“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说蔡京不知做善事,而只是迁移尚书省衙门,用宰相之印代替尚书省大印,想以此避免灾祸,实在太愚蠢了。 

  从皇城之西建起尚书省衙门,到蔡京任宰相,这段时间,朝廷任命过不少宰相,其中大多被流放。被流放的真正原因很多:或由于皇帝喜怒,或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或由于奸邪陷害,或由于本人作恶多端。如吕大防和刘挚两位宰相,《宋史》说,一个“重厚”,一个“骨鲠”,“终以直道愠于群小,并死于贬”。他们被流放,并且都死在流放中,是因为直道而行,得罪了奸邪小人,与大印、风水毫无关系。而宰相章惇被流放,则是因为做了很多坏事。此人报复心特强。他被任命为宰相时,妻子病得快不行了,对他说:“君作相,幸勿报怨,既(即)祥。”妻子对章惇太了解了,交代他不要报复人,说是如做到这一点,就平安无事了。妻子死后,章惇很伤痛,但就是没有把妻子的遗言记在脑中。他的被流放,是咎由自取,与风水也毫无关系。 

  古代官场何以迷信盛行?主要原因,一是官场险恶,风云变幻,祸福难料。有的时代,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位时,官员们早晨出门去上朝,不知晚上能否回家。及至晚上平安归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很多官员都觉得人生无常,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作主,于是把身家性命和官运、财运寄托于上天和神灵的庇佑。二是奸佞、贪浊的官员横行不法,坏事做绝,声名狼藉,内心有鬼,忐忑不安,急来抱佛脚,想通过敬神拜鬼求得内心安宁,并趋吉避凶,消灾祛祸。三是朝廷带头迷信,垂范全国,推波助澜。陆容《菽园杂记》说,宋朝封了无数的鬼神,为祭神拜鬼,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就拿中书省来说,该衙门的官员“一半岁月与神鬼干事”。宋朝中书省权特重,与枢密院分掌全国政务、军事。中书省都这么干,全国的官府,岂不群起效仿? 

  古代官员中也有反对迷信的。只是一则他们人数很少;二则他们的呼声,总的来说还很微弱;三则他们反对迷信,不是依据科学知识,而只是说,求神拜鬼这一套,圣贤所不言,如西汉扬雄在《法言》一书中说,“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就是说,神怪啊,渺茫得很,孔夫子不谈它。所以,他们对迷信的批评,不能阻遏久盛不衰的迷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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