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胡子的博客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日志

 
 

也说唐太宗“纵囚”  

2015-09-16 06:25:54|  分类: 文史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他以卓越的文治武功,开创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盛世“贞观之治”,为中国历史写下最为华彩的篇章。

  有道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据史料记载,贞治六年冬天,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唐太宗看到他们知诚守信,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段纵囚故事,后来被他们唐人津津乐道,他们认为太宗恩德仁义,以至于感化囚犯,使之洗心革面。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赞叹:“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但是,欧阳修却不以为然,他在《纵囚论》中指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很明显,欧阳修并不赞同唐太宗纵囚,认为他此举旨在沽名钓誉。

也说唐太宗“纵囚” - 胡子 - 胡子的博客

   欧阳修推出唐太宗“好名”之说,后人大都随声附和,不再赞赏“纵囚”之举。现在看来,欧阳修指责唐太宗沽名钓誉,未免有文人之心度明君之腹的嫌弃。那顶帽子压根儿就不能扣在唐太宗的头上,因为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是不屑于如此沽名钓誉的。这一点,绝对有事实佐证。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奏请编纂唐太宗文章。唐太宗当即表示:“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就这样,唐太宗断然拒绝为自己出版文集。

  试想,唐太宗果真“好名”,肯定会同意出版其文集。凭借巨大权势与崇高威望,他可轻易使自己文集发行天下;不说让家家户户认购一套,至少能保证官员人手一份(购书款从俸禄中扣除)。文集面世以后,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无论朝中大臣或地方小吏,都必须撰写心得体会;与此同时,把文集列为科举必读科目,天下学士也得掏腰包认购,否则不能通过考试。这样可以名利双收,一则使文集遍布天下名垂不朽,二则名正言顺获取巨额稿酬。然而,唐太宗并不在乎这唾手可得的名利。因为他懂得,是否“有益于民者”即为检验君主的唯一标准,是非功过终究由历史做出公正的评判。

  既然唐太宗不屑于以文集扩大影响,难道还刻意借“纵囚”博取名望?那么,他究竟为何而“纵囚”呢?答案应该是为了实践其政治主张,亦即施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以仁义为治”。唐太宗认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必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贞观政要》第十三篇《论仁义》)魏征也认为:“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贞观政要》第十六篇《论公平》)综观《贞观政要》,不难看出贞观君臣都认为“仁义为治国之本”故而主张仁政。因为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亲眼看到隋炀帝推行暴政导致隋朝速亡。“纵囚”,就是唐太宗推行仁政的一次尝试。

  退一步说,即便唐太宗为名誉而“纵囚”,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君主看重个人名誉并不是什么坏事,为了个人名誉而施恩于囚犯也不失为一种善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君主的善行和法律同样有益于自由。君主和法律一样,可以使兽变成人,使人变成兽。如果他喜爱自由性格的话,则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臣民;如果他喜爱卑鄙性格的话,则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奴隶。如果他愿意知道统治的伟大艺术的话,就应该以荣誉与品德为重,鼓励个人的成就。”

  虽说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帝制,但各个时期都有所变化,准确说是越变越专制。按照孟德斯鸠的划分,唐宋以前可谓君主政体,明清则为专制政体。诚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同政体都有它的原则或动力,“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在君主的、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说,受荣誉的限制。荣誉像皇帝一样,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由此看来,唐太宗有可能为名誉而“纵囚”。即便如此,也只有他这样宽宏与自信的君主才能为之。而专制君主崇尚恐怖统治,视人命为草芥,臣民动辄得咎;尤其是涉及到“造反”等敏感问题,往往要诛灭九族,赶尽杀绝。所以,在专制君主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宽恕”二字。

  还有,欧阳修及后世论者都把囚犯划为“小人”,认为“既谓之囚,决无可放之理”。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过于绝对。诚然,三百九十囚犯中,肯定有罪大恶极的不是好人的小人,但也不能排除含有值得同情的常人或好人。尽管贞观政治很开明,但也不能排除没有冤假错案;特别是古代法律非常严峻,私自贩卖一点食盐便是死罪。或许,唐太宗只是出于对部分囚犯的怜悯而做出“纵囚”的决定,因为他懂得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多活一年于囚犯也是好事。那些囚犯并非白痴,他们知道珍惜这难得的法外开恩,知道如若继续作奸犯科必将受到严惩,也知道能多活一年就算赚了;所以,通过理性考量,他们会情愿如期归狱。孔子认为,人无信不立。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无。唐太宗当初可能只是让囚犯缓刑一年,看到他们守信而归,不禁为之感动,于是免除他们的死刑。

  不过,他心里明白刑赏为治国的基本工具;刑赏必须得当,无功者不可滥赏,有罪者不可滥赦。在他看来,“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如果宽于刑罚或滥赦,“将恐愚人常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贞观政要》第三十二篇《论赦令》)所以,唐太宗仅“纵囚”一次,便下不为例。

  虽然仅此一次,也算是古代司法史上的一大亮点。“贞治之治”固然清明,但其整体文明程度不足以废除死刑。古人也许无法预想,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文明,废除死刑皆有可能。当今世界,已有不少国家废除死刑,却并非因此助长犯罪率上升。

  评论这张
 
阅读(175)|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